对于“华夏”而言,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西南康区是一个在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与语言上的多重边缘(muliti—boundaries)。在当时汉藏双方彼此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兼通汉、番语的“通司”成为双方交往的一个必经渠道。从语言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翻译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必须将翻译活动置于话语/权力(discourse/power)关系之中,置于历史情境(historicalcontext)之中来考虑。本文通过对《西康图经》中的“通司”这一形象的文本分析,探讨了在新的权力扩张和族群交往早期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替罪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