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朱公迁《四书通旨》融“字义”与“经疑”为一体,形成四书诠释史上的新模式。该模式以“字义”为纲,以“经疑”为目,采用以少驭多的四级含摄方式实现了98个范畴对四书文本的统领剖析。继而辅之以“愚案”就对《集注》提出新解,体现了“双峰学派”一贯的批判继承精神。该书纲目并举的诠释方式,结合了“字义”体与“经疑”体的优长,首创以来自四书之范畴统率四书全文之先例,凸显了四书为义理渊薮的特质,强化了四书的一体性,表明范畴不离四书文本的立场。该书虽不无重复冗杂之弊,但并非所谓“类书”,概分类为其皮而析理则为骨。作为朱子学传衍与元代学术背景的双向产物,该书所提出的四书诠释新模式,实现了朱子学派“字义须是随本文看方透”的学术理念,对今人理解理学与四书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