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动员模式体现为官员作为企业家的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农民企业家、外资工厂经理、内资工厂经理共同成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形成了当前的产能过剩。我国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配中处于底层地位,增长的路径依赖形成了对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的依赖。改变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要素重估:现代企业制度的大发展,意味着资本与经营的分离,要求生产要素定价市场化。只有政府打破对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的保护,释放其占据的生产要素,推动要素价格体系重构,社会资源才能够被新的企业家更有效率地支配,实现要素配置向科技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品质生活服务业的转移。服务经济的出路,在于要素价格的重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