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正值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城市内部流动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对城市空间产生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大城市轨道交通蜂拥而建正是这一变革的写照。商业活动和市场空间是城市空间最活跃的组份,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对它的影响是新时期我国地理学城市与商业分支的重要任务。以广州为例,从商业局部集聚与商业空间格局两个层面展开探索。首先研究流动与商业的关系,寻找影响轨道交通站点/沿线商业集聚的因素,尝试建立站点的商业集聚模型;再由局部的站点/沿线扩展至整个轨道交通网络,进一步寻找轨道网络形态与商业空间格局的对应模式;然后运用局部集聚过程模型推测集聚点的商业规模、业种、业态等,运用格局对应模式推演城市未来的商业空间结构。企图在理论上抽象与诠释城市的流动性与物质空间变动关系的一般模式,在实践上尝试解决商业布局规划中人流集结点的商业配置"标准"问题;预估城市商业空间变化或对轨道交通规划方案进行反演。
Fluidity;urban rail transit;commercial concentration;spatial reconstruction;evolution
从区域的地理转向流动的地理是21世纪人文地理学面对全球化变化的重要响应。在城市内部物质空间尺度上,以快速轨道交通为标志的流动性革命对城市空间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流动性最为敏感的商业经济活动,成为城市空间受流动性变革影响最具代表性的部分。研究对交通、流动对城市空间格局影响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结果表明城市空间(特别是商业空间)随交通与生活方式改变而产生时空趋同。新的交通方式使不同地理要素在空间尺度上扭曲,相关方法已基本完善,而理论建构仍存在较多争论。交通与人流的改变,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演变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基本停留在描述或定性分析阶段。因此,本研究以广州为例,将地铁作为轨道交通的代表,从个案到整体,从格局、关联再到机制,探讨地铁对商业集聚与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研究首先通过案例分析地铁站点周边商业空间的集聚特征与相关的区位因子,发现1)地铁站点周边大多集聚快速消费型商业网点,形成散布型、孤点型或聚合型。越靠近城市近郊区的站点零售商业结构越均衡,接驳站零售商业结构最均衡。2)引导地铁站点商业集聚的共性因素为业种与业态属性、集聚效益;商业集聚差异性的主要区位因子为附近地区的经济水平、道路、地铁人流与通达性等。3)上述区位因子中,可达性、客流与商圈集聚最相关;在站点商圈的各业种中,客流与商业广场联系最密切,地铁客流改变城市商业形态,主要通过促进商业广场(购物中心)的出现与演变实现。4)在与商业集聚最相关的当地人口密度与站点客流量两个因素中,后者与商业集聚具有更大的相关性,且地铁客流与较高等级的商业存在较大的相关性,而与低等级的商业相关性小。其次,在整个城市商业空间格局对应轨道交通的流动性变革所产生的变化,及其理论诠释上,研究在归纳地铁与商业广场关系的基础上,从格局,关联,机制出发,着重分析地铁可达性、客流对城市的商业广场时空演变的影响。结果表明1)地铁改变城市商业结构的主要路径是“地铁改变可达性——引导高密度客流——商业广场在站点附近出现与集聚”。2)利用“霍特林模型”、“新经济地理”等理论分析表明,地铁在宏观上改变城市交通条件最优的区域并降低其交通成本,使城市人流与商业广场集聚区发生迁移,新商业广场集聚区出现边际报酬递增,形成商业“发展极”,商业景观也向更高级形态演化。在微观上,可达性改变明显的站点周边和郊区地区,由于边际报酬递增的优势吸引了更多商业广场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