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究转型期中国政策学习和试验的主要特征，沟通理论孤岛，并为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服务。在批判地继承已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政策知识合法性维度的引入，和对于问题流与政治流之间交互耦合的认同，发展出二维多源流演化模型及相应的推介、象征、储备和应激四种政策学习和试验的理想型模式。模型初步认为由学习和试验所引发的复杂性政策创新行为，是通过行动者在工具性-合法性，与问题流-政治流之间的不断划界完成的。课题组将选取深圳蛇口工业园与高新区的政策试验、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政策学习、医院信息系统的主动与被动学习，以及人肉搜索立法的地方性试验与总体选择等分属于发展型政策和信息技术治理政策的四个案例对模型进行验证。除演绎再验证的进路外，还将运用建构扎根理论的归纳方法，提出中国政策学习和试验的中层理论；并结合与美国特殊时期教育、科技和产业政策学习和试验的对比，从地方性和普适性两方面对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

结论摘要：

本研究通过引入政策知识的合法性维度经典的一维多源流政策议程模型，拓展为以“工具性-合法性”（政策旨趣）和“政治流-问题流”（压力来源）为坐标系的二维理想型模型，并发现（1）传统的政策学习和政策试验研究所认同的，中立的政策知识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之间自由传播的情况并不存在；（2）政策行动者对政策知识的认识和判断，严重受到了其所嵌入的被接受为约定俗称的制度环境的制约；（3）政策选择的理性并非为行动者先天的特质，相反却被制度所提供的合法性后天所建构；（4）特别是当国家处于落后地位时，追赶的张力会构成合法性的天然来源，导致政策学习的偏差甚至无效，比如在孵化器的政策学习中我国大量强调了政府和科技主导的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亦过于迷信发展型政府的力量，就连科学家刻板印象测试也由于方法不当的照搬而得到了偏误的结论；（5）政策试验中有哪些经验可以被扩散，实际上也由作为制度理念的意识形态所决定，比如改革开放初期蛇口工业园“五不引进”的方针尽管与今天自主创新、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的思想暗合，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扩散；（6）制度-合法性的羁绊，构成了一切政策创新的困境，比如这是中央、地方屡次尝试立法禁止人肉搜索侵犯公民隐私权但始终未果的原因，也致使试图复制公共厕所卫生标准的尝试遭到广大网友的误解；（7）相反任何形式的创新必须找到途径对抗不切时宜的制度环境并在内部重建微观层面的合法性；（8）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文化在形塑行动者的合法性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会影响到我国的反腐败和创新型国家建设；（9）以往在政策学习时，我国更多将目光聚焦在美国的作法实无裨益，相反在文化上更具亲近性的日本却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