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过程中生产要素跨部门配置问题是我国告别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亟待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突出地体现为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农地资本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从传统的出口导向产业部门来看,其发展已经受到了低端劳动力供给缺乏和工业用地相对紧张的约束。建立基于国家价值链的新产业体系以支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共识。无疑,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农地要素配置的基础,也是农地资本化的基础;而工业体系的升级则是农民工能够市民化的基础。不然,我们将落入拉美国家曾经经历也正在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通过对历史的研究,考察生产要素在发展模式变革时期跨部门配置的一般规律;通过对拉美失败教训和欧美日成功经验的对比研究,找到中国可借鉴的因素;通过对中国各地过去数年关于农地资本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开创性试验的案例研究,发现农地资本化和农民工市民化的一般规律,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动城市化路径,为我国城乡统筹发展。
Active urbanization;Citizens of Migrant Workers;Cap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al;Factor market reform in r;
主动城市化的思路是在中国城市化率超越50%,老的模式面临挑战的时候必须认真思考的。这一思路,与李克强总理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是一致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成为全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新型城镇化,必然面临农地的资本化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过去的产业发展模式把农民变成了农民工,而农民工的市民化则是后续的攻坚问题、关键问题。过去的粗放式发展并未带来农地经营的集约化。农业人口的城镇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则要求农地必须实现某种形式的资本化,从而为农地的集约化经营创造条件。然而,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和经济地理格局却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高铁之于中国,将彻底重写中国经济地理,把中国从过去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带向内生发展模式。农民工市民化和农地资本化有赖城市化的推进。高铁改变中国经济地理,将重写中国城市圈版图,改写中国产业布局。这将从产业本源上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地理格局,影响农地资本化的地理分布。从理论上来说,无论是农地资本化,还是农民工市民化,都是要素配置问题。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过程中生产要素跨部门配置问题是我国告别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亟待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突出地体现为城乡统筹发展中的农地资本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从传统的出口导向产业部门来看,其发展已经受到了低端劳动力供给缺乏和工业用地相对紧张的约束。建立基于国家价值链的新产业体系以支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成为共识。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发展滞后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推动。当前,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发展严重滞后。无论是农地的资本化,还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必须依托农村要素市场的全面改革。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可以借鉴的模式有台湾模式、成都模式、福建模式。农村要素市场建设,是农民工市民化和农地资本化的基本制度保障,也是城乡统筹改革的关键。农村要素市场建设,并不是单纯的要素交易市场,更要综合考虑农村综合发展,在基础公平的基础上建设公平的要素市场。如果没有基础的公平,在此之上的一切交易都是不公平的。如果因为农村的落后而给予农村的一切要素以低定价,则是对农村的新一轮掠夺。因此,我们更加注重农村的基础公平,尤其是基础设施公平。在此基础之上,综合考虑财政支持、城乡统筹和农村要素市场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