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项目选择大渡河上游河谷农区的2个村和半农半牧区的3个村,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该区1979年土壤普查档案,1982年土地承包簿,遥感影像等资料,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问卷调查、地块调查、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数理统计等方法,研究1984年以来该区农牧民如何根据宏观社会经济变迁调整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的过程。分析不同时段主要的宏观社会经济变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通过生计资产与生计多样化水平关系的分析,识别影响生计策略的关键因素;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特点、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和原因;采用计量经济分析手段,分析宏观社会经济变迁,农户生计策略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系,解释不同类型农户的土地利用变化。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土地利用变化综合研究的途径,提出该区可持续生计和可持续土地利用策略。
upper Dadu River watershed;land use change;livelihood strategy;livelihood assets;institution change
项目选择大渡河上游河谷区和半农半牧区的5个典型村为研究区,围绕“宏观政策-生计资产-生计策略-土地利用变化”的主线,通过农户调查和地块调查,揭示了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对农户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的影响过程,探索了小农经济背景下土地利用研究的新范式。(1)分析了宏观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对农户生计资产和生计策略的影响。国家的系列涉农政策对人力资产的改变最为明显。农村水、电、路、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农牧民的物质资产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同时,各种扶贫项目改善了农牧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退耕还林(草)政策、“废赋税”与“施补贴”均增加了农户收入,改善了金融资产。新品种良种的引进,农业综合开发及土地整理等项目改善了农业环境,提高了农牧民的自然资产。近30年来,农户的生计策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基本型农户明显减少,发展型农户明显增多,从依赖于耕地和草地的基本型生计模式,演变为依靠人力资产的发展型生计模式。人力资产的改变是农户生计策略变化的主要原因。(2)定量分析了生计资产和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生计策略的非农程度越高,生计资产总值越高。人力资产、自然资产、金融资产是导致生计策略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其中人力资产和金融资产有正向影响,自然资产对生计策略选择有负向影响。(3)河谷区和半山区在耕地利用集约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资本集约度还是劳动集约度,河谷区均高于半山区。影响河谷区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的因素有承包耕地面积、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离集镇的距离、二三产业收入、家庭整体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年需换工数量、人情往来支出等。(4)1980年代以来,典型区的劳动力不断析出,引起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导致了少量地块的撂荒。劳动力的析出导致劳动集约度降低,土地利用普遍向粗放化转变,复种指数降低。最显著的变化是“玉米-小麦”的二熟模式变为只种玉米的一熟模式。资金替代劳动力的趋势非常明显,主要表现在增产性投入和省工性投入的快速增长。(5)综合农户数据和地块数据,定量分析了复种指数降低的影响因素。人口规模、务农劳动力年龄、水浇地比重、地块平均面积对复种指数有正向影响,非农劳动力比重、非农收入和离集镇距离对复种指数有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