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品特的剧作《饯行酒》标志着其后期创作中艺术主张的转变,是对文学伦理属性的回归。审讯者的身份使得剧中人物尼古拉斯处处以“权力至上”原则作为唯一的伦理信念和行为准则,从而导致他混淆了“自我”和“强势自我”这两个不同的身份。“强势自我”的伦理选择激活了尼古拉斯身上的兽性因子,并通过一系列非理性的行为表现出来,不仅给维克多一家带来了灾难,也使他本人失去了伦理亲情的眷顾,精神饱受荼毒,成为极权暴力的最大受害者。通过尼古拉斯这一道德范例,品特试图表明,任何为了所谓的公共利益而蔑视乃至随意碾灭个体利益,最终都不免沦为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