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学习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的时候,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有许多天分甚高,也非常勤奋的人物,为自己的研究几乎是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但是他们的成果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也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