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经济史实和理论逻辑都已经证明，资本市场上投资者高涨或低迷的情绪会导致股价系统性地偏离其基本价值，并且有可能对企业实体投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但是投资者情绪对企业实体投资行为的影响是否受到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其作用机理和经济后果又是怎样，则尚未得到深入研究。本课题在较为精细地刻画投资者情绪的基础上，从企业管理者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两个视角，创造性地提出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债权融资渠道"和"管理者乐观主义渠道"；并将中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环境嵌入到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行为问题的分析过程中，探讨制度及制度变迁因素的干预和调节作用。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将在中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环境下，深刻地揭示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实体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和经济后果，这有助于我们从微观企业的视角反思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结论摘要：

已有文献发现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情绪可以对企业实体的投资行为产生影响。作为新兴市场，中国资本市场更容易受到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基于这一背景，本课题结合中国资本市场环境和企业组织特征，量化投资者情绪，将制度因素和心理因素纳入同一框架，研究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和经济后果。具体而言，对如下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投资者情绪通过信贷融资中介路径影响企业投资行为。高涨（低落）的投资者情绪促使银行信贷扩张（紧缩），进而影响企业投资和投资效率。政府控制引致的预算软约束预期对信贷融资中介路径发挥调节作用。第二，投资者情绪通过塑造管理者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间接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积极（消极）的投资者情绪诱发乐观（悲观）的管理者情绪，导致管理者高估（低估）项目回报低估（高估）项目风险，这将提高（降低）企业投资水平。政府控制的制度背景会对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干预和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至少部分通过“管理者乐观的中介渠道”发挥效用。第三，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恶化效应”和“校正效应”两方面的作用，总体上降低了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导致企业绩效不断下滑。股东持股比例以及两权分离对投资者情绪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第四，在股权高度集中的制度背景下，拓展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的理性迎合渠道和投资者情绪对IPO择机行为的影响。课题创新性地提出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投资的“债权融资渠道”和“管理者乐观主义渠道”，利用中国资本市场数据证实投资者情绪未必一定带来资源配置的非效率；将政府控制及其引致的预算软约束、信贷歧视等因素嵌入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中，对深入理解制度因素如何干预和影响非理性心理因素介入个体决策的基本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为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