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企业边界是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哪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决定了企业组织的边界及其变化？参照GHM模型和威廉姆森的最优治理结构及层级结构理论，既然企业边界的变化是由相关均衡点来决定，那么从几个不同角度的均衡点来切入，通过引入各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目标和约束条件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寻找这些均衡点以及决定均衡的力量，发现不同治理结构下的收益和成本，检验均衡点存在的位置。在中国的转型实践中，决定均衡的不仅是相关经济因素，还应包括更多的非经济因素。通过建模将其内生化，以及通过经验检验和实证分析，寻求中国近年来的企业规模变化的原因，试图发现可能导致的企业边界的低效率扩张或收缩的结果，从而考察企业规模与企业效率是否均衡匹配。从政策含义来讲，本项研究可提供如何调整产业组织资源的合理均衡配置的方案，为解决中国长期以来的产业结构失衡提供积极的改革政策建议。

结论摘要：

近十多年来，国企的扩张速度迅猛，从此现象入手进行研究, 首先需要测定企业的规模与效率是否匹配。使用1998－2008年中国重化工业企业数据，以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与似不相关回归法，测度了重化工业的规模经济指数。该指数测算结果表明，市场准入受严格规制的重化工业实际上并不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大型企业的规模扩张严重过度，国有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普遍低于民营企业。这表明为促进规模经济而制定的市场准入规制，对于这些产业内的大型龙头企业是无效的。由于各种规制无法对于规模经济进行合理界定，造成产能过剩，严重影响资源配置的优化，拖累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国企与非国企之间表现出差异巨大的规模扩张边界，反映了它们所处的不同市场地位。为了识别其后是否存在垄断力量，我们依据现代产业经济学中关于垄断的最新理论，在鲍莫尔的理论框架下重新研究中国的市场结构，从其自然垄断（或经济垄断）的理论出发，确定了非经济垄断（或行政垄断）的标准，从理论上区分了两种垄断的根本界限，尤其是对于非经济垄断的界定准则和识别，具有独创性，突破了国内文献从企业外部来研究的传统路径，解决了现实经济中两种不同性质的垄断相互交织，对其难以识别的问题。根据这个理论，采用企业的成本函数进行研究，能够较好地从企业的内生性因素来分析和区别不同性质的垄断。采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大数据，测定不同类型分组的企业成本函数及其变化，发现存在着系统性的成本曲线的差异，因而证实了这种非经济垄断的力量稳定的存在于国企。结果表明，即使在那些可竞争的部门,大量的隐性进入壁垒以及相应的局部垄断是存在的，这就为市场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切入点。采用现代产业理论中的“成本次可加性”的自然垄断理论及方法，以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估计了中国重化工业的成本函数，进而对其自然垄断属性进行了测度，这是国内首次将“成本次可加性”测度法进行应用的实证研究。国内似乎从未有这方面的实际应用，以致于官方仍按照传统标准来确定自然垄断，但是单纯测算规模经济已无法准确判定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我们估计了中国部分重化工业的成本函数形式，建立了成本弱加性指数sub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大部分受政府重点规制的重化工业明显不具有成本弱加性，属于非自然垄断产业。这意味着，相关的行业监管与政府规制缺乏最基本理论准则。本项目提供了崭新的实证研究框架，产业是否具自然垄断性质可据此进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