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国际创伤领域的研究表现出从关注创伤所导致的消极病理性范式到同时关注创伤所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心理影响的整合范式。本研究主要从"培育积极的力量"这一视角出发,考察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幸存者在应对创伤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积极心理变化(创伤后成长)及其发生、发展的心理机制。研究将采用定性研究(访谈编码、问卷编制)和定量研究(问卷调查、认知实验)相结合,横断研究和追踪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开发适用于中国被试的创伤后成长测评工具,考察人口统计学变量(年龄、性别、民族等)、人格变量(感恩、乐观性等)、情绪变量(积极情绪、消极情绪)、认知变量(思考过程、认知评价策略等)以及社会支持等情境变量与创伤后成长的关系以及被试的创伤后成长情况与其社会适应后果(就业状况、学习状态、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以期建立中国被试创伤后成长的理论模型,同时结合干预实验研究开发出相应的有效干预措施,从而促进幸存者恢复和创造更好的生活。
Posttraumatic Growth;natural disasters;factor analysis;inventory developed;influencing factors
本研究采用质性与量性研究相结合,纵向调查与横向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深入地研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创伤后成长的发生情况,内容,影响因素及其内部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中国自然灾难创伤后成长量表。结果显示创伤后成长与创伤后应激呈正相关。除此之外,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积极情绪、积极的应对方式、心理韧性和反思与创伤后成长也呈正相关。在创伤后成长的内容上,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可知,中国自然灾难幸存者的创伤后成长主要包含以下五个维度,分别是珍惜与憧憬,独立与成熟,良好的心境,人际关系的改善,对社会的积极信念,这与目前国际常用的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的内容和维度有一致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综上所述,创伤后成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广泛存在,且其同样受到人口学因素、人格因素和认知加工等因素的影响,然而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其在内容与结构上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创伤后成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为中国本土化的后续的相关研究和心理援助等实践应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