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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从法律推理的视角看，余祥林案和赵作海案的处理都违背了基本逻辑顺序，是典型的从结论找理由的倒置的变异的法律推理，而当时的语境是法律推理被倒置的始作俑者。在政法传统的制度模式中，政治对法律的制约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法律的运行缺乏相对独立性，这为法律推理的倒置提供了制度语境。在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中，自证其罪和刑讯逼供伴随着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居于主导地位，无罪证据被忽视、掩盖和不予采信，案件在进退维谷中久拖不决，这为法律推理的倒置提供了思维语境。在主客二分的主客体关系模式中，国家专门机关以国家主体的身份自居，被追诉人则被当做工具、客体和对象，这为法律推理的倒置提供了主体语境。要想矫正被倒置的法律推理，避免重蹈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的覆辙，就要改造和重构语境，实现从政法不分到政治与法律良性互动，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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