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从改革早期"工资侵蚀利润"到目前劳动者份额降低的戏剧性变化,本研究综合长短期因素进行解释。长期因素假说发达国家节约劳动(即资本偏向)的技术进步,意味着其资本积累后,资本相对价格和相对需求不降反升,导致其劳动者份额降低;而且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模仿过程中也复制了这种劳动节约特征,因此初次分配结构中劳动者份额也相应降低。这可解释本轮全球化中多国劳动者份额降低的现象。未来我国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应适应自身要素禀赋结构,才能提高劳动者份额。短期因素假说改革开放早期和目前劳动者份额变化情况,与短期经济波动中产业结构变化和各产业工资粘性变化有关。分析验证二个假说后,还将用41部门6生产要素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对我国技术进步路线和劳动就业政策调整等进行数值模拟。旨在深化对劳动者份额的理论认识;并为促进就业,合理提高工资率,协调内需外需结构和投资消费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等,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Labor's share;capital augmenting technical c;Bargaining power on wage;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本项目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对全球范围内劳动者份额普遍下降的趋势,给出理论上的分析。第二,对我国劳动者份额下降的特殊因素给出分析。第三,对未来我国劳动者份额变化的趋势进行展望,并就如何提高劳动者份额提出政策建议。 第一方面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Endogenous Capital 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的论文中。在该论文中,我们构造了一个半内生的有偏向的技术进步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外生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一些基本的结论会发生逆转。特别是,我们发现,内生的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是资本偏向的;而且,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内生的资本增进型技术进步会降低劳动者份额,且这个结论不取决于资本和劳动替代弹性的大小。 第二方面成果集中体现在“Who Wins on Wage Decis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Bargaining Power on Wages in China”的论文中。该论文采用由Kumbhakar and Parmeter提出的双层随机前沿模型,使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的数据(CHNS)来分析和估计中国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对工资率的影响。初步的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在劳动合同的谈判中中国雇主比劳动者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而且劳动者的工资率比只由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所决定的“标准工资”低得多。尽管这种实际工资率比“标准工资”低的情况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也存在,但是,这种差距在中国尤为明显在中国这个差异高达16%,而依据Kumbhakar and Parmeter用同样方法的测算,美国该差异仅为3%。劳动者中的低收入者的谈判能力更弱,也更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在当前我国劳动者份额不断下降(已经从1990年的56%下降到2009年的48%)的情况下,需要规制劳动力市场和劳资谈判结构,提升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并通过加强对低收入劳动者的保护,来实现和谐的劳动关系。 第三方面成果,主要体现在单位的内部报告中。在报告中我们基于DRCCGE模型的模拟测算结果和国际经验,提出了2010-2020年期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增的目标建议。我们所提交的报告对国家有关政策目标的制定提供了重要而直接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