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异域的文学想象,其价值常常建立在文学之外的社会、国家、民族等层面。如何在对差异的体验理解中生成更具有审美性的文学话语,当是跨文化叙事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对于徐志摩和丁玲的南洋叙事,不必拘泥于某些研究者的结论——用东方主义的帽子将他们一棍子打死;相反,他们在塑造"南洋情人"这一具有时代性的异域形象时,在保持异域与自我的区别意识的同时,以其人性化的特殊走向、无意识的情感驱动机制以及在古语洋腔间寻求异域经验的诗意表述方式等动向,显现了现代作家的异域叙事回归文学感性之可能及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