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人类学家开始反思被称为人类学的翅膀的民族志的“表述危机”,揭示民族志被遮蔽了的“文学性”。由此,传统人类学理论的架构和话语方向向人文科学偏移。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Geertz)的阐释人类学思想,以及“深描”概念的提出沟通了民族志与文学文本弥合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