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的相关性决定了历史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涉外争端频仍,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应当属于高于阶级利益、集团利益或党派利益的客观存在。在对近人曾国藩进行价值评判时,既要看到腐败程度胜过清朝统治者的太平天国领导者代表广大下层民众利益的有限性与虚幻性,也要看到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与发起“洋务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至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拼得声名”,力保和局,何尝不是其爱国情怀在两难困境中的艰难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