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的学术思想史上,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那就是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在经过了汉魏的“迹相祖述,殆且百家”和唐以来“普天之下,罔不欣戴”而呈现出人人必读的炽热场景之后,随着宋明理学的别开生面,“四书”地位的不断上升,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在人们心目中日趋淡化,与其它儒家经典相比,事实上《孝经》已等同于家塾童子的启蒙课本。时至晚明,《孝经》不仅得到了政府官方的积极提倡,而且也再度成为学人争相研索的对象,学者重新汇集、考订、诠释《孝经》成为一种时髦,从而在学界出现了一股异乎寻常的“孝经热”,其中堪称代表而又具特色的便是晚明学者吕维祺编撰的《孝经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