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苗侗民族主要聚居区的清水江流域,从司马迁时代到明代,一直处在朝廷及其士子文人的视野之外,顾祖禹在论及贵州形势利害时,仍然说:“贵州之地,自唐宋以来通于中国者,不过什之一二。元人始起而疆理之,然大抵同于羁縻异域,未能革其草昧之习也。”①即使更晚近的魏源,也仅知道清水江为“沅江上游,下通湖广,上达黔粤,生苗居其上,沿岸数百里皆其巢穴。”